从西南联大走出的师生中，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73位院士和一大批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铸就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不朽丰碑。

作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梅贻琦先生推崇教授治校，强调“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非常重视招揽一流学者，由此开创了西南联大名师云集、群贤毕至的壮观局面。据统计，西南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西南联大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大师，这些大师不仅是学校的一面旗帜，而且也是各系教授的中坚。他们博学多识、学贯中西、声誉卓著。尽管硝烟弥漫、物价腾涨，但他们安于职守，以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为己任。

箪食瓢饮 锲而弗舍

相对于战前三校较为丰厚的薪金以及便利舒适的生活环境而言，昆明的各项条件远比想象的要差很多。寄人篱下、颠沛流离之苦自不待言，又常常遭遇日机空袭，连生命安全也难以保障。加之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薪水一贬再贬，许多教授连维持最基本生活都捉襟见肘。战时昆明的生活是贫乏而艰难的，但联大的教授们坚持理想、安贫乐道的身影，却给昆明这座不大的西陲边城曾添了一抹温暖的记忆。

衣

以穿着而言，联大大师们早已“斯文扫地”，“奇装异服”、衣衫褴楼。朱自清在1942年冬时，因家累颇重（有9个孩子，薪金还要分别给老家和成都的夫人），实在无余钱添置冬衣，只好在龙头街市场上买件赶马人用的披毡来御寒。他上课时从住处司家营出发，披着披毡入城，进教室后解下放在一边，镇静自若地上课。当他身着西装，外披披毡上街时，很引人注目。以致有一次李广田在大街上遇到朱自清，“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他所披的毛毡，样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不见有第二个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

其他教授亦如此。据汪曾祺回忆，有一次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区去，当时天已经黑了，路上又没人，被后面“提里突鲁”的声音吓了跳，转头一看才发现是化学系的曾昭抡教授，穿了一双“空前绝后”的鞋，前露脚趾，后跟踩烂，穿不紧，只能趿拉着，才发出这样的声音。

食

又以吃来说，日常食物从不敢奢求吃饱吃好，荤菜很难上桌，多为就地取材，做些野菜、粗粮之类，简直可用“清汤寡水”来形容。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的陈岱孙、朱自清、金岳霖、李继侗等单身教授，自组膳团，自办伙食。物价高涨，菜钱堪虞时，就自力更生，在住处后园种菜，解决燃眉之急。那些拖家带口的教授更为艰辛。闻一多家人多，生活比较困难。一家平时连豆腐地也不大吃得起，孩子们回忆说那时都不知道肉味是什么，饭桌上常常是炒蚕豆、清水煮白菜、萝卜等“老三样”。为了补充营养，家里买点豆渣和白菜煮在起，闻一多还为其取了个“一锅煮”的雅号。没有荤菜，孩子们就去田野里捉蚂蚱，拿回来用油一炸再加点盐，叫做“炸大虾”。

住

说到住宿，联大校本部附近的文林街、靛花巷、北门街一带均为联大初期教员的集中住区。日机妻炸昆明后，教师们大多向乡下疏散。昆明北郊龙泉镇、龙头村、棕皮营、岗头村、司家营；西北郊龙院村、西郊大普吉等地又成为联大教的聚居处，正所谓“昆明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他们每天往返于住处与学校的路途之上。1938年春，闻一多一家为躲避日机轰炸移居昆明北郊的陈家营。华罗庚家当时走投无路，闻家热情地让给他们一间房子，闻家则住到连通在一起的另外两间房子里，两家之间仅用一块布帘隔开，过着隔帘而居的生活。对于这一段毕生难忘的经历，华罗庚曾赋诗描述:“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行

再说说出行。除了衣、食、住等方面条件差，联大教授的出行，亦是举步维艰。不遇紧急情况，联大教师几乎不用交通工具，平时基本上都是靠双腿走路。上课时，住在乡下者即早起步行。学校为了方便教师，都把课集中安排在一周的几天之内，以减少老师途中往返的奔波。王力1939年迁到龙头村后，每周须步行20里到学校上课；冯友兰每周都有几天要进城到校上课，步行需走3个多小时，路上，他的思维仍遨游于哲学的太空，偶有家人同行，往往也不说一句话。

周培源教授住昆明西郊山邑村，离联大19公里，且是乡间小道，每周一、三、五有课往来极其不便，特意买了一匹云南永胜马，取名“华龙”作为坐骑代步。每天早上5点，周培源就起床喂马、刷马，然后骑马送两个女儿到住处旁的车家壁小学上学，有课时还要骑马进城。一天，在去上课的途中，华龙被疾驰而过的汽车吓得又蹦又跳，周培源身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脚却还套在马镫上，被马拖着头朝下脚朝天跑了一段路，幸亏一位过路的农民拦住马，才救了他一条命。这种骑马弃波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直到通住联大的路况好转以后，周培源才将马换成自行车，改为蹬车往返。

1942年，吴大猷教授住在岗头村。一天，他搭一辆两轮马车去联大上课，因坐在车尾，被下坡受惊的马颠下了车，头碰在车上撞成了脑震荡，昏倒在路旁。过了很久醒来后挣扎着回到家，卧床四星期之久才得以恢复。

昆明作为抗战后方重镇和支前的重要基地，是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自1938年9月份开始，日机频频袭击昆明，“跑警报”成为联大师生和昆明市民的“家常便饭”，至于在野地坟头开坛讲学、著书立说、聚谈闲聊也大有人在。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来昆明后居住在靛花巷的史语所楼上，因为身体弱外加眼疾，跑警报多有不便。为了躲避空袭，傅斯年命人就近挖了个大土坑，上面覆盖木板以作方空洞之用，但坑内经常积水。一遇空袭警报，陈寅恪先生就带着椅子端坐水坑之中，直到警报解除。为此还特意作了一幅极具调侃意味的对联：“闻机而动，人土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