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不仅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思想交化的研究中心，也成为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重要基地。在这里，西南联大学者深怀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重要使命，弘扬民族精神，积极为抗战服务，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在8年艰难困苦岁月里，也有一些著名学者因种种原因把生命留存在边陲之地，如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外文系教授吴可读、商学系教授丁佶、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等，值得人们景仰和追思。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拓荒者一一陶云逵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后远赴德国柏林大学求学，师从欧洲人类学大师欧根·费雪尔（Eugen Fisher）教授攻读人类学，后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学成归国，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调查研究工作。1935年，陶云逵曾到滇缅沿边地区对云南傣族、傈僳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取得了10多万字的调查资料，并先后撰写了《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摆夷族之生育》《关于麽些之名称分布与迁移》和《麽些族之羊骨卜及肥卜》等论著和调查报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同时使其在中国人类学界奠定声名。

陶云逵先生的聘书

抗战爆发后，陶云逵旧地重游，初任云南大学教授，与一批后来成为中国知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共事，如费孝通、许烺光、张之毅、田汝康、谷苞、胡庆钧等在昆明近郊的呈贡居住，成为“魁阁”学者之一。据费孝通回忆：“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过席。云逵常和我说，我们不是没有辩得不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会。我也和他说同样的话。”1942年，他受聘到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任教授，成为西南联大当时少有的年轻教授之一。他在西南联大开设“体质人类学”“西南边疆社会”等课程，并为联大中文系和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开设选修课，受到学生的一致赞誉。

陶云逵与当地居民的合影

1942年6月，在南开大学黄钰生、冯文潜等教授的积极筹划下，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聘请陶云逵任主任，全面主持业务工作。他对研究室的工作充满了信心，深感为实现其系统考察中国边疆社会提供了良机，决心为边疆人文研究的中国化闯出一条道路来。因此，研究室刚一成立，他随即制定《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章程》，“章程”和“计划”的工作要求明确和具体。研究室的主要实地调查计划包括：社区人口调査和主要群体及各种群体之分布及其人口状况，物产及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环境的调查，主要群体的文化概况，主要群体与社区内少数群体及区外邻近的他语群体的社会关系、他语群体对主要群体在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

陶云逵先生在田野做调研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沦陷，沿海港口悉为敌寇占领，为沟通与国外的联系，1942年初，云南省政府想修筑一条由云南石屏到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内铁路，并决定从修筑铁路的经费中抽出一笔专款，委托一个研究单位进行调查研究。为认真做好此次调查，研究室在实地调查前制定了详细的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文化调查大纲。稍后，他就率领研究室的调查队伍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等地，对石佛铁路沿线的哈尼族、彝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民俗、社会结构、经济、地理环境等展开调查。当时云南地区条件艰苦，沿途常有土匪为患，调查人员不仅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还要有甘冒风险的勇气。陶云逵与研究室同仁克服语言不通、交通不便等诸多困难，顽强地工作，取得了大量社会调査的珍贵资料。对于此次研究室所进行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综合考察，国内学术界及各方面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这种不畏艰难，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努力把案头研究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把社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堪称学术研究的典范。”

费孝通带领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张之毅等一批年轻人，进入云南省呈贡县古城村南门外的魁星阁工作站

在他的著名论文《西南部族之鸡骨卜》中，他指出：“鸡卜”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孝武本纪》，在《汉书·郊祀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唐、宋以后，记载逐渐增多，但是在史料中对“鸡骨卜”语焉不详。因此，他对鸡骨卜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综据现在调査及以往记载，鸡骨卜分布于粤、桂、湘、黔、川、滇，其最北之分布止于川南，亦即我国西南。西南非汉语部族之三大族群，每群均有若干部族行用此种占卜方式。此种占卜方式为非汉语部族之文化产品。汉语社会中行用‘鸡卜’乃自非汉语部族传入。”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一篇调査报告，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对于这篇论文，他的同事邢公畹认为：“其重要性在于指出我国西南藏缅、苗、傣诸语族人民都有或曾有鸡骨卜的风俗，并且详细记载了鸡骨卜的方式，是从文化人类学上研究鸡骨卜的第一篇论文。”

在西南联大时期，他的另一个重要建树，就是团结全室同人克服当时物价飞涨、经费紧张、人员不足等多方面的困难，于1943年9月印行《边疆人文》第1卷第1期，这标志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边疆人文》的正式创刊。在《边疆人文》第1卷第1期上刊有陶云逵的《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和刑公畹的《台语中之助词luk和汉语中的“子”“儿”》。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论文一经刊出，立即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和重视。从第1卷第3期开始，陆续刊载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游国恩的《释蛮》、向达的《瞰青阁识小录》、罗府的《书“释六义之比”后》、袁家骅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等论文，其中不少堪称名篇。如奠定闻一多学术地位的重要论文《说鱼》就是刊载在《边疆人文》第2卷第3、4期合刊上的。可以说，《边疆人文》汇集当时西南地区众多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的重要成果，使一批年轻学者迅速成长起来，同时，该刊物亦成为艰难抗战环境中闪烁着科学光芒的重要学术刊物，促进了战时中国人类学和语言学研究的交流和发展。

《车里摆夷之生命环：陶云逵历史人类学文选》

此外，在对云南边疆社会的研究中，陶云逵注重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进行统一考察，给予少数民族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注重把文献记载与少数民族的具体社会事象比照进行研究，进而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在《云南摆夷族在历史上及现代与政府之关系》一文中指出：“为我国民族之永久团结，似宜积极设计指导此边胞社会，使其生活设备、文物制度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趋于现代化，以其地势之利，人事之优，好好建设。”在研究中他着眼于边疆建设和民族团结，希望边疆同胞能够得到更快发展和进步。在《论边地汉人及其边疆建设之关系》中，他认为边地汉人在生活样法上，一方面存在中原文化的若干特质，另一方面又采納了边胞文化若干方式，多少受到双重文化的影响，事实上成为人类学所谓“ Marginal Man”（边缘人）。因此，他主张发挥边地汉人的作用，促进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他的学术研究工作，曾受到国内外许多专家的重视，他的边疆社会调査工作，具有导夫先路的重要意义。

可惜天不假年，1943年，陶云逵离开昆明到大理进行调查时，其子患上急症，一夜之间夭亡。他奔回昆明后，忧郁成疾，于次年1月病故于云大医院，时年40岁。陶云逵教授的英年早逝，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重大损失，中国社会学学会、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南开大学校友会等6个团体借西南联大图书馆召开追悼会。追悼会由黄钰生教授主持，罗常培、潘光旦讲话。同日，《云南日报》《正义报》分别刊登追悼专栏，发表罗常培、袁家骅、瞿同祖、李树青、曾昭抡、费孝通等学人的悼文，沉痛悼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学者。据李树青回忆：“云逵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他治学最勤，用功最深，构思最慎，在所谓少壮派中，他常是偏于保守的一个。在中央研究院时，他曾经在西南各地获得了很多体质人类学的资料，但因态度的持重与审慎，始终还未能写成专著。在治社会学的人里面，云逵是从生物学走到体质人类学的，根底既好，用心又专，假使天假以年，一定能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边疆人文学者。”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亦对他的学术贡献褒奖有加，充分表达对他去世的哀悼痛惜之情。

左起：瞿同祖、吴文藻、谷苞、林耀华、陶云逵、田汝康、许烺光、费孝通、张之毅、胡庆钧、史国衡

如今，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了历史上的名词，其时的学人也鲜有健在者，但是陶云逵在战时的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精神，却依然还是那样清晰、明亮，并且富有感召力，永远留存并且绵延在云南各族人民的心中。

大师生平简介：

陶云逵（1904-1944），江苏武进人，中国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在昆明先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深入云南边疆地区，调查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状况，为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社会的先行者之一。1944年1月因病逝世于昆明。